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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净融资的历史数据来看，民营和国有企业产业债净融资量的高峰期均出现在2015-2016年。2016年12月在债券市场大幅调整影响下，民营和国有产业的净融资量均明显回落，但自2017年四季度开始，地方国有和中央国有企业产业债的净融资量开始明显回升，而民营企业产业债的净融资量却一直低迷，二者出现分化。

尽管不良ABS发行将提速，但很难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主流手段。“不良ABS不好估值，如果卖太便宜了，不划算；卖得贵了，又卖不出去。”曾刚对记者表示，由于资产池透明度较低，估值是不良ABS的主要难题，而且结构化融资考验金融技术，“对市场中介的要求也比较高。目前市场环境下，国内机构投资者普遍厌恶风险，不良ABS相对其他债券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她认为，科学研究可能无禁区，但是科学的应用一定是有限度的。科技与伦理之间是存在博弈的。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匹奔驰的骏马，那么伦理就是制约它的缰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加限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此次事件引发的热议也足以说明大家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

1994年，徐丽和周董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2009年，徐丽和周董就因感情不和分居，但因考虑到孩子，一直维系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2015年2月27日，两人协议离婚。徐丽原本以为，婚姻失败已经是很悲哀的事了，可她万万没想到，离了婚后，前夫好给了她还不完的债。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担心对中国商品加税会影响全球经济，患病的美国人不太可能考虑那么多。但他们将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受害者——这场战争依据的并非事实，而是特朗普对美国经济、国际贸易和经济历史的无知。他的一些无知暴露无遗。他称“逆差5000亿美元，那就不可能输！”他讲的5000亿是去年中国对美进口金额，但没提及同一年美国对华出口1300亿美元。其中包括124亿美元的美国大豆、163亿美元的美国民用飞机、105亿美元的美国轿车和44亿美元的美国石油。

20世纪的历史显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超级通货膨胀，超级通胀恰恰是一些西方制度元素同一国特殊时期的形势相互作用导致的。比如国内多党竞选体制迫使当局超现实地提高民众福利，反对派发动抵制运动瘫痪国家运行，这些都对经济是致命的。委内瑞拉遭遇了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严厉制裁，还受到军事干预的威胁，外部干涉通过委国内政治机制轻而易举地渗透进来，这一切加剧了委政治和经济动荡。委内瑞拉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平等公正的渴望，以及这种诉求在西式体制下实现的艰难，还有它在美国地缘霸权阴影下的雪上加霜。